這小群士兵聚在外面共享香煙和戰爭故事,有時候很隨意,有時候對上次戰鬥的回憶有些緊張,那天戰爭奪走了他們的四肢。
他們中有些人清楚記得中了反坦克地雷、空襲炸彈、導彈、炮彈的那一刻。對其他人來說,記憶中的空白巨大。
Vitaliy Bilyak瘦弱的身體布滿傷疤,在膝蓋以上截肢。Bilyak在6周昏迷中接受了10多次手術,包括他的下巴、手和腳跟,以從4月22日開過一對反坦克地雷後受的傷中恢復過來。
“當我醒來的時候,我覺得我重新出生並從死後世界返回”,Bilyak說,他才剛開始康復之路。他還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得到假肢,每個病人都需要個別配製假肢。
烏克蘭正面臨著多達2萬名截肢者的未來,其中許多是同時遭受心理創傷的士兵。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,歐洲再也沒有經歷過這樣的事,美國也是自內戰以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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傘兵Mykhailo Yurchuk在戰爭首周近伊久姆市受傷。他的戰友把他抬上梯子,步行了1個小時到安全地方。當時他能想的只是用手榴彈結束一切。一名軍醫拒絕離開他身邊,在他失去知覺時一直握著他的手。
當他在重症監護室醒來時,那名軍醫仍在那裡。
“謝謝你握著我的手”,Yurchuk對他說。
“嗯,我怕你會拉掉保險栓”,軍醫回答。Yurchuk的左手截肢在手肘以下,右腿截肢在膝蓋以上。
在過去的18個月中,Yurchuk在精神和身體上都恢復了平衡。他在康復醫院遇見了後來成為他妻子的女人,她當時是志願者。現在他抱著他們的嬰兒女兒,毫不猶豫地帶她去散步。他的新手和新腿漆黑一片。
Yurchuk自己也成為了從前線回來的新兵的主要激勵者,在他們從傷勢中康復的同時推動他們,並在他們學習適應新的殘疾生活和活動時教導他們。這種聯繫需要在烏克蘭正式和非正式地為成千上萬的截肢者複製。
“他們的整個運動系統都需要重新定向。他們的體重分配完全改變。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調整過程,需要和另一個人一起完成”,倫敦帝國學院專門研究爆炸傷害的醫學歷史學家Emily Mayhew博士說。
烏克蘭的假肢專家遠遠不夠,無法滿足日益增長的需求,Superhumans烏克蘭軍人假肢康復中心負責人Olha Rudneva說。在戰爭之前,她說,全烏克蘭只有5人接受過截肢患者(主要是手臂)康復訓練,在正常情況下,腿部和腳部截肢更常見,那些有時是由於與糖尿病或其他疾病的併發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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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udneva估計,自戰爭爆發以來,至少有2萬名烏克蘭人遭受了截肢。政府沒有說明其中有多少是士兵,但在長戰線上,爆炸傷害是最常見的。
Unbroken和Superhumans康復中心為烏克蘭士兵提供假肢,資金來自捐助國、慈善組織和烏克蘭私營公司。
“一些捐助者不願向烏克蘭提供軍事援助,但願意資助人道主義項目”,Rudneva說。
一些正在康復的男子都後悔現在無法參戰,包括Yurchuk和Valentyn Lytvynchuk。
前營長Lytvynchuk從家人,尤其是他4歲的女兒那裡獲得力量,女兒在他的假腿上刻了一個獨角獸。
最近,他去了一個軍事訓練場看看自己還能做什麼。
“我意識到這不現實。我可以跳進壕溝,但需要四驅車才能出來。當我‘快速’移動時,小孩都可以追上我”,他說。然後,過了一會兒,他補充說:“而且假肢會掉下來。”
對許多截肢者來說,最艱難的部分是學會與疼痛共存——來自假肢的疼痛,來自傷口本身的疼痛,來自爆炸衝擊波持續影響的疼痛,Mayhew說,她在職業生涯中與數百名軍人截肢者交談過。許多人正在處理毀容和隨之而來的整容手術。
“創傷後應激障礙和爆炸傷害及疼痛的共存——這些都很難拆分”,她說。“當人們有身體傷害和隨之而來的心理傷害時,這兩者是永遠無法分割的。”
對於嚴重受傷的人來說,康復時間可能比戰爭本身更長。
整容手術對於讓士兵感到融入社會至關重要。他們中許多人毀容太嚴重,以至於認為其他人看他們時只看到這一點。
“我們沒有一年兩年的時間”,整形外科醫生Natalia Komashko說。“我們需要像這本該昨天做的那樣去做。”
開過反坦克地雷的士兵Bilyak有時還是會夢到戰場。
“我一個人躺在病房的床上,我不認識的人來找我。我意識到他們是俄羅斯人,開始近距離向我的頭開槍,用手槍、步槍”,他講述道。“他們開始緊張,因為子彈快用光了,而我還活著,我向他們比中指,嘲笑他們。”